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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作者 | 陈季冰
封图 | 图虫创意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望海潮》是宋代婉约派词宗柳永的一曲长调，它把十一世纪初杭州的富庶与秀丽刻画得跃然纸上，让千年以后的我们仿佛身临其境。
200多年后的南宋暮年，大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如此点评柳永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我不知道，当他读到这首词时，会不会抚今追昔，无限怅然？
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远去的黄金时代。
这首《望海潮》也像风流才子柳七的其他许多曲词一样传唱万里。相传，过了一个多世纪，当时已据有北方的金国皇帝完颜亮（金朝第四代君主，史称海陵王）听到有人歌咏它，当歌者唱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他对词中的杭州（那时已唤作临安）顿生出无边的艳羡，“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其实，在“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时代，杭州还远不是天下最丰饶繁华的都会，在当时大宋帝国都城东京（开封、汴梁）面前，它充其量只是一块小家碧玉。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欣赏过《清明上河图》，北宋末年大画家张择端笔下的这幅长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千年前中原华夏曾经达到过的商业文明高度。
一
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无不将“均富”作为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孔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警钟长鸣般地回荡于后世的每一个时代。历代统治者也无不视“均富”为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遗憾的是，古代人大多缺乏如何真正达到“均富”的正确知识。面对天下那么多令人同情的贫寒者，他们的本能反应是：这是因为少数富者太富造成的。而富者的那些奢侈性消费又总是轻易地激起朴素而强烈的道德义愤。当诗圣杜甫用极具感染力的艺术手法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差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又怎能否认，正是这种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招致了大唐盛世的衰败呢？
于是，人们自然地把“重农抑商”和“抑兼并”当做实现“均富”的前提和必要手段。也就是抬高和扶持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这是当时的“实体经济”；压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财富的商贸流通，这是当时的“虚拟经济”；保护“小农”，打击乃至消灭“大户”。即便少数智者发出过一些深具洞见的不同声音，也总是稍纵即逝，湮灭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纵观历史，试图通过“重农抑商”和“抑兼并”来实现“均富”和“长治久安”的努力总是导向其初衷的反面。这种几乎历朝历代都一以贯之践行的价值和政策导向，形塑了一个循环往复两千年的小农社会。以今天我们掌握的知识来审视，社会财富的“蛋糕”始终做不大，是不言而喻的。
不用说，对工商业和“兼并”的抑制越是雷厉风行，越是卓有成效，全社会的经济和财富增长就越是停滞不前。其最终结果不是“均富”，而“均贫”，甚至更坏——富者和贫者在绝对值上都变得更穷了，但相对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贫者益贫，从而加速——而非如那些道德主义者所愿地延缓——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柳永身处的有宋一代差一点就摆脱了这个历史周期律。
自秦统一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国家，直至辛亥革命的2000余年里，宋代差不多正好居于这段漫长历史的中央。若仅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是故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赞叹。
客观地说，人类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有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的提高长期来看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但在技术进步的“绝对增长”相对有限的前现代条件下，市场分工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的扩展程度，就是决定生产力水平和财富增长的关键。
宋代以2000年王朝史上最狭小的国土面积，实现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和人均财富积累，其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商业贸易的繁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现过的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唯一机会。
那么，这幅“清明上河图”是如何绘成的？又是如何破灭的？
二
无市不成商，城市网络以及附着其上的全国性市场是商业的生命线。
在现代社会里，正常情况下，城市里的工厂、商铺、写字楼开设在哪里？几点开张？几点打烊？……只取决于其所有者的成本收益考量；而市民的活动也不会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然而，绝非自古以来就如此。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城市一直是政治重地或军事要地。它们是朝廷和各级官府衙门所在地，或军队驻扎地，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以商业、消费和市场交易集散中心为其主要功能。拥有固定区域、由坚固高墙围起来的“城”，与特定时间在固定或流动地点进行集中交易的“市”，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事物。而“镇”，从字面意思看就具有鲜明的军事含义（“镇守”、“镇压”……），且往往设在帝国边缘和偏远的不安定之地。
隋唐以后，城乡工商业勃兴，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城镇的面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从文人骚客们留下来的诗文中，我们这些后人能够对那时长安、洛阳和扬州的盛况产生许多遐想。
不过，这几个在当时足以傲视寰宇的伟大都市都只是特例。总的来说，直到唐朝中后期，“长安回望绣成堆”和“春风十里扬州路”仍是依附于特定政治权力或地理位置的寄生型消费中心。它们并不是现代的生产型经济中心，更不具有现代城市向外辐射的经济功能。
唐朝的城市管理，延续秦汉以来的“坊（里）市”制度。坊，是居民区；市，为工商业区。二者严格区隔，各有围墙、街鼓及大门，每日晨暮定时启闭。中间那段夜里则是宵禁时间，禁止商铺营业和居民外出。通常每城设一二处“市”，个别大城设有更多数量的“市”，非州县衙门所在地不得设固定“市”。那些地方的“市”，则是午时击鼓二百下而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而散。
这一制度在晚唐出现松动，经历了随后唐末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后，一方面，北方各主要都城（洛阳、开封、太原等）的坊（市）墙大多毁于频繁的兵火；另一方面，它本身也越来越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新现实。封闭式的坊市制终于被打破。至少在五代的前期，坊市制作为一种朝廷定制，名义上大体依然保留，但实践中日益名存实亡。不过，这种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则要留待北宋。
宋代重新统一，中原和南方大部分地区获得了一百多年的长期和平，工商业得以迅猛发展。城市也朝开放式演变，过去的坊与市之间的界限荡然无存。从东京开始，逐渐扩展到全国，一种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出现了。在宋代城市中，商业区与民居已完全混杂在一起。“坊”和“市”之类的名称，变成了纯粹的城市地标，不复有过去的含义。
也是从宋代开始，“城”、“镇”、“街”、“巷”……这些字眼都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已与我们现代人理解中的别无二致。
另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是，宋代城市中，传统的宵禁制度被取消。城里不仅可以随处开店营业，营业时间也不再受限制。东京和临安这些繁华大都市里，许多街市清晨就开门营业，一直经营到后半夜，夜市生意兴隆，甚至通宵达旦的酒楼、食肆、茶馆也不胜其数。
这种市况即使是见多识广的盛唐时长安和洛阳人都没有机会目睹。
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开封城在百余年内数次扩建，但仍远远无法容纳下新增人口。于是，原来城墙以外的地方也逐渐开发出来，形成新的街市和居民区，也就是所谓“外城”。后来的临安也是如此。从很大程度上看，它们已完全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开放性空间布局。
更为根本性的是城市功能的变化。以东京、临安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由水路和陆路连接，构成了一个川流不息的全国性市场网络。城市，不再是由坚固的石头和夯土与危险的外界隔绝的堡垒，这是有史以来上第一次。
三
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行在”临安这两个超级大都市的人口最多时都接近或超过了100万，在当时先后都是全球第一大城市，且遥遥领先于同期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和其后数百年里中国的最大城市；而人口在50万左右的特大城市如苏州、成都、鄂州、泉州等，以及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如洛阳（西京）、大名（北京）、江宁（金陵、建康）、福州、广州等，加在一起不下数十个；至于人口在1万至10万之间的城市，则更是不会少于100个；规模更小一些市镇，资料显示，在推行变法的熙丰年间有近2000个，乡间集市则有5000个左右……反观同时期的欧洲，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已是凤毛麟角。
据更为精确的统计，宋真宗天禧年间，东京的人口约为55万左右；神宗元丰年间，增至70万左右；徽宗崇宁年间，进一步增至80万左右。但这些数字尚不包括非常住的流动人口以及驻守京城的禁军及其家属。
再看看本文开头引述北宋词人柳永笔下的杭州城，宋末元初有人这样记载：“柳永咏钱塘词曰‘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前语也。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馀年，户口蕃息，近百万馀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耳。”西人鄂多立克和马可·波罗等都对当时杭州的繁华市况有活灵活现的描述，那已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经历了又一场天崩地裂之后的杭州，在他们眼里仍是毋庸置疑的“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直到南宋灭亡300多年后的16世纪中叶，伦敦的人口才刚达到4万，在当时的欧洲已算得上庞然大物了。
农村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计，有一技之长者为了增加收入，纷纷流向城市。有的受雇于固定的手工业作坊，有的变成自我雇佣的流动手工业工人。北宋东京城内，“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南宋临安城内沿街的临时工匠，如补锅、修鞋帽、穿珠子、修刀剪、磨镜等匠人，随时可叫唤，数量多至几十种。
这些人中，有的季节性地往返城乡，有的则干脆离开故土，长期居住在城里。他们成为新的城市市民。像这样向市场“讨生活”的城市居民，在宋代以前的中国是极少的。之前，惟有朝廷命官和上京赶考的举子以及他们的仆从才会远离故土，到异地他乡生活。如今这些“生产性”新市民的大量涌现，便彻底瓦解了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
唐代没有单独的城市户籍，普通民户依田产的多寡分为九等纳户税，因而也称“税户”。唐人所称“客户”，是指离开本地寄居他乡的人，他们须按贫富比照“税户”中的第七、八、九等纳税。而工匠和在官府服杂役的人则统称为“杂户”，虽有户籍附于州县，但属于地位最低的“贱民”。
这一制度到宋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了适应城市工商业迅猛发展的现实，宋代户籍管理开始实行城乡分治，从广大农村“民户”中分出了单独的城镇户口，称为“坊郭户”。“坊郭户”中也分“主户”和“客户”，分别列入户籍。但宋人所谓“客户”并不是指寄居他乡的外地人，而是指没有常产的民户。相应地，有常产的民户则称为“主户”。坊郭“主户”还划分为十等，承担相应赋税与“科配”（属临时性赋税）。
宋代已不再有过去的“番户”、“杂户”之类，除了享有一定特权的品官之家，也就是“官户”之外，城市和农村都只有主户、客户之分。城里的坊郭“主户”指的是工商业所有者，“客户”则是他们的雇工，以及一些自雇的小商贩；乡村“主户”是地主，而“客户”则主要是为他们种地的佃户。不论城乡，“主户”与“客户”之间都是契约关系，他们在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商业的繁荣不仅模糊了人们之间高低贵贱的等级界限，还改写了社会的权力结构。
东京东华门外的繁华街区有一座著名酒楼，名叫“白矾楼”，亦称“白樊楼”，北宋末年又改称“丰乐楼”，是当时开封城里无人不知的超级豪华大酒楼，它的厨子和跑堂加在一起有近百人。由于它坐落于房屋稠密的闹市，生意日隆后，建筑只能向空中扩展。于是，它就成了整个东京城的天际线。据时人记述，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扩建后的白矾楼是一个“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楼与楼之间以飞桥栏槛明暗连通的庞大建筑群。后人经考证还认为，当时所说的三层是指楼上有三层，也就是今天的四层。
白矾楼究竟有多高？北宋末年有位名叫王安中（与王安石并不沾亲带故）的词人留下过一首《登丰乐楼》七律可以为证：
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
金碧楼台虽禁御，烟霞岩洞却山林。
巍然适构千龄运，仰止常倾四海心。
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歧路不容寻。
丰乐楼最大的卖点大概在于，如果在它的西楼最高一层宴饮宾客，那么就可以居高临下地将赵官家的皇宫尽收眼底！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皇城里，最高的那个屋顶只能属于皇宫；而在欧洲城市里，必须是教堂的尖顶。惟独在宋朝，弥漫着市井俚俗之风和铜臭气的一家酒楼竟然可以建得比皇宫还要高。
四
无行不成市。前文已经提到，行业门类的细分和协作程度决定了经济的繁荣与升级。
宋时城市工商业一共有多少行业呢？今天有句俗语被我们挂在嘴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最晚在明朝中叶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它很可能源自南宋时的临安。不过360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王安石变法时，朝廷为了推“免行钱”，开始大规模对各行各业进行分类登记。根据最初的“分行”标准，东京市场上交纳“免行钱”的已有170多行。到了南宋，临安市场上又迅猛增长到440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城市中的日用生活品，从糖果点心、衣服冠帽、家用什物，到笔墨纸砚、建筑材料，直至妇女饰品、儿童玩具，都有专门的制造作坊和贩售店家，当时称为作、行、铺、店等，有些发展得规模非常大。更高级一点的服务业，也远不止酒楼、歌肆、戏院、当铺等，甚至像仓储、租赁、承包商等，在宋代都已一应俱全。正是依托于这些复杂的服务业，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第一个赊账销售（预售）方式和第一份商业担保，以及第一个商业传单、招商广告、品牌商标……也都是在宋朝诞生的。
由于行业数量繁多，竞争激烈，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行户利益，尤其是为了抱团以便更有效地应付官府的“科索”（意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宋代几乎每一个行业中都形成了类似于现代同业公会那样的行业自治组织。因此时人所说的“行”，往往也指某一行业中的行会组织，又称“团”，有时也“行团”连用。隶名行籍的商户也称为“行商”、“行户”、“行人”，其首领则称“行老”、“行首”、“行头”。
宋代的“行”规模大，分布广，行会不止在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里存在，还基本上遍布全国所有城镇。这是一个全国性大市场业已形成的显著特征。宋代的“行”的另一特点是分得非常细密，光水产经营，就分鱼行、海鲜行、蟹行等；娱乐业中仅歌舞一项，就又分歌舞、歌琴、歌棋、歌乐、歌唱五行。
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两件事——
第一，宋代城市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批周旋渔利于买家和卖家中间的经纪人。在当时，普通商品之间的经纪人称为“牙侩”，在雇主与劳力之间介绍工作岗位的则多为一行中之“行老”，而从事钱币兑换和各种证券生意的则叫做“金银交引”。
第二，大量妇女涌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由于她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投身的是经纪行业，因而还获得了一个专门称谓：“女侩”。
工商服务行业细分化的另一面是市场的集聚效应。
百年间，东京城里逐渐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或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餐饮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闻名。前文提到的白矾楼（丰乐楼）就在这一片的马行街东货行巷上。内城的东门和西门外，则分别汇聚了贩卖调味品、香料的店铺及药铺。为了保障全城的肉食供应，“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应有尽有……这幅热闹场面被南宋初年的孟元老记录在了《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在《清明上河图》中更是形象灵动、一览无余。
南渡以后，王朝重建，临安取代了昔日汴京的商业中心地位，而且青出于蓝。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这是灌圃耐得翁在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对当时临安繁盛市况的描述，更晚一些的吴自牧《梦粱录》和周密《武林旧事》中，则有更详尽的记载。
与此同时，一大批科场失意的穷读书人也混迹于市贾间，赖自己粗通一二的笔墨混一口饭吃。东京和临安市面上都有专营卖诗、画扇、代写信的穷先生，“卖酸文”（讲说各种抖机灵、针砭时弊的幽默段子）的也大受欢迎。在临安的御街两旁，生意最兴隆时，光占卜算卦是术士就汇集了300多个……
行业的纵向细分与横向集聚日趋明显，中介服务业的大量涌现，以及有知识的群体的广泛参与，是一个现代商业文明破茧而出的信号。（未完待续）
原标题：《午间阅读 | 清明上河图是如何绘成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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