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因該文件編號為[1978]55号，有被簡稱為「55号文件」）。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37]。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在运动结束后，除了少部分被开除出队，全部进行经济处理。从发给每月十来元基本生活费到连降几级工资，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经济都受到重大打击。家人因被牵连无法获得安排工作，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长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子女在升学就业受到政治歧视，教育程度很少超过初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对错划右派分子改正时，并没有给与经济补偿或赔偿。
右派平反过程中下发的部分文件
经由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所下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
经由55号文件所下发的改正通知书。
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撤销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理，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待遇的通知书。